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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环视听】余光中,为《乡愁》续上了“未来”

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  

2018-01-08 19: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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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余光中过世的前一天凌晨,《余光中传》作者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徐学突然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他爬起来,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关于余光中的微信文章,并写上了“守夜人”3个字。没想到第二天中午,他就在媒体上看到余光中病逝的消息。“那晚,他大概是提前与我作别。”徐学坐在“环视听”记者对面,窗外天气正晴好,适宜忆旧怀人。

“这是我的‘私生子’哦!”

相对于“洋腔洋调”,我宁取“土头土脑”……不装腔作势,不卖弄技巧,不遁世自高,不滥用典故,不效颦西人和古人,不依赖文学权威,不怕牛粪和毛毛虫,更不用什么诗人的高贵感来镇压一般读者。

——节选自余光中《现代诗怎么变》

我第一次见到余先生是在1993年香港的一次两岸文学交流研讨会上。那是初见却并非初识。此前,我就在海这头看过他的书作、录像,他也在海那头通过福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听过我介绍他的系列文章,此后我们又有书信往来,所以未相见已熟识。

那时余先生年过花甲,我却正值壮年气盛。见面后,我对他说:“生不用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这是把自己比作了李白,把余先生比作了识才的韩荆州。如今想来,此言极是狂妄,但余先生只是笑笑,并不曾出言指摘。后来我们相交越久,我就越知道余先生的平易宽厚。

我曾邀请余先生来厦门的晓风书店签名售书。在余先生到达前,队伍就排得很长了,等看见余先生,人群很快挤成一团。我有些慌,余先生却很镇定,对人群说,“站回去排队,不然我不签”。听了他的话,大家才赶快去排好队。签名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有名读者递过来签名的是本盗版书。我也陪过很多作家签名售书,有的作家一看到盗版书就会说,“这书请你拿回去,我不能支持盗版”。但余先生见到盗版书,只是笑一笑,说:“这是我的‘私生子’哦!”然后余先生就给他签了名。后来在厦大校园,还有学生请余先生签过自己手抄的诗集。学生很感动,余先生见状也很感动。他很容易为人的感动而感动,从不把他人的喜爱当作理所当然。

1947年高中毕业后,余先生同时考上了北大和金陵大学(后并入南京大学),因听说北京不安宁,于是选择了金陵大学,但还保存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。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,他到了厦大,最后又去了台大。所以这3所大学的校庆都会请他。

厦大每次请他,他都会来,来了就住在我们的逸夫楼里。逸夫楼曾是我们最好的楼,专门接待贵宾。但是在1995年,余先生第一次回来的时候,楼里有几个厕所会漏水。余先生就一边打着伞,一边上厕所。过了很多年,他才把这件事当玩笑说给我听。

对于生活上的这些事,余先生一概没有要求。他去哪里都穿那几件衣服,人家见他衣领都磨破了,还给他送了一件红豆衬衫。地方上请他过去演讲,他会自己跑去和大家一起吃自助餐,而不去主办方安排的贵宾包间。有一年,我带他去拜访舒婷和她先生。我们在郑成功雕像前见面,绕小径上山,到了舒婷古风犹存的家。舒婷亲自下厨,用地瓜粥、鲜嫩的豆腐、蛋炒萝卜干等家常闽南菜来招待他,让他“感觉太美了”。

余先生不会居高临下地俯视老百姓,讨厌一切把他和老百姓隔开的形式。在我眼里,他是真正的“乡土”诗人。这话听来有些可笑,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,余先生曾身陷台湾乡土文学论争,被归为反对乡土文学的那一边。但我确实从未见到一个乡土的作家,能像他那样接地气。

余先生会用常州话说绕口令,念及重庆的同学就唱一曲川江号子,上课说粤语笑话逗得满堂笑声,夜深用闽南语吟唱唐诗为伴。东北人听他唱《松花江上》会落泪,北京人喜欢这位北大老校友笔下的长城故宫,楚人更因他一句“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”而引之为屈原以后最可亲近的诗人。关里关外、江河南北、田间坝上……都是他行呤的身影。他到哪里,哪里人都觉得他亲切。

有时我读余先生的诗,总想起《诗经》,想起乐府,想起竹枝词,想起从古至今,无数寻常街巷中平头百姓的忧患和痴爱。如今,我耳畔仍常响起他用浓浓川音诵过的他写的第一首诗《扬子江船夫曲》:“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/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/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/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/嗨呦,嗨呦/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!”

《乡愁》的小时候、长大后、现在与未来

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

酒一样的长江水

醉酒的滋味

是乡愁的滋味

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

——节选自余光中《乡愁四韵》

1928年,重阳,余先生在南京呱呱落地。他的父亲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,母亲是江苏常州人。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,余先生在南京出生、长大,但他关于童年的记忆中,仍有永春的山和常州的水。余先生后来说,自己既是闽南人,也是江南人。

“记得小时候/在江南/秋天拾枫叶/春天养蚕。”在诗中,余先生的童年是山青水绿的安宁恬静。但这份安宁终被日军1937年的炮火炸得粉碎。9岁的余先生随母亲匆匆逃离南京,与南京大屠杀擦身而过,后来又从常州逃往苏皖边境,“诗的江南词的江南”被“砍成血腥的屠场”,“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,越过多少公路,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,在苏州发高烧,劫后和桥的街上,踩满地的瓦砾、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”。

母子俩一路辗转,几经周折,终于在1938年5月来到重庆,与在国民政府海外部工作的余超英相聚。余先生一家起初住在城内,不久为躲避日本军机轰炸,随海外部机关搬到重庆市区外的江北县悦来场,直至抗战结束。

抗战时的重庆,虽然有“前方吃紧,后方紧吃”的贪官奸商,但更多的是民族高扬的激情,献款劳军的大游行,万人齐唱的悲壮歌谣……这些记忆深埋在余先生的心中,随他从四川到南京,到厦门,到台湾——“20年前来这岛上的,是一个激情昂扬的青年,眉上睫上发上,犹飘扬大陆带来的烽火从沈阳一直燃烧到衡阳,他的心跳和脉搏,犹应和抗战遍地的歌声嘉陵江的涛声长江滔滔入海浪淘历史的江声”。

血与火的时代渐渐远去,但脚下的乡土和身边的友邻还在那里。2005年10月19日,我陪余先生到重庆,再归悦来场。我们从重庆市区出发,乘汽车走了30多里后,还得徒步再走半小时山路。山路很窄很陡,有的是用青石板铺成,有的完全是黄泥土路。余先生和师母当时都年近八十,当地人就准备了两架滑竿请他们坐。师母坐了上去,余先生却坚持要步行。我以为他害怕抬的人脚滑会把他摔下去,上前恳请,余先生摆摆手,解释道:“我以朝圣的心情回故乡,我要一步步地走回去,我要一步步地用自己的脚,踏着童年、少年的我走过的路。我才能感觉到,自己回家了。”

60年前的老房子早已被拆毁,家附近的几棵大银杏树和黄桷树也不见踪影,四顾看去,处处都有些陌生,这大抵就是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悲哀。好在来迎接我们的,尚有几位余先生的儿时玩伴。当年的少年在时间中走成了老者,彼此挽手而行,用乡音颤抖着说:“我还记得你,我还记得你……”

在余先生曾住过的朱家祠堂的院子中,师母看着檐际云纹的瓦当,仿佛怀念起幼时在这里的生活。见此情状,我悄悄建议村人拿下一块相赠。余先生接过瓦片,用手摩挲,落下泪来。后来这片瓦片被他带过了海,置于家中客厅的柜顶,“苔霉隐隐,似乎还带着嘉陵江边的雨气。毕竟,逝去的童年依依,还留下美丽的物证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正值两岸对峙,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先生,提笔写下了《乡愁》。在他笔下,乡愁是邮票,是船票,是矮坟,是海峡,是一代人的伤痛。我曾听说过一个故事,当时有人偷偷从山东老家包了一袋泥土带回台湾,把几个几十年没能回家的山东老乡召集在一起,共同分这包土。杜甫说: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”为什么家书能抵万金?因为烽火连三月啊。而在台澎金马,不只是烽火三月,是30多年,把那些离乡的人啊,青丝熬成了白发,生离熬成了死别。

后来,《乡愁》从海那边传到了海这边,成了黄口小儿也会念诵的小诗。有人问来大陆演讲的余先生:“《乡愁》写了小时候、长大后、现在,没有写未来,为什么没有写未来?可不可以续上未来的一段?”余先生答得很快,立刻吟出:“未来啊,乡愁是一座长长的桥,我来这头,你去那头。”

两件礼物:肉身和语文

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

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

……

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

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

——节选自余光中《守夜人》

在给学生上课时,我曾说:“你们理解余光中,如果只知道《乡愁》,就像理解李白,只知道《静夜思》一样。”余先生亦说过:《乡愁》是我的招牌菜,但我还会煮很多好菜,《乡愁》是我的名片,但我不希望这张名片遮住了我的脸。

“右手写诗,左手写散文,成就之高,一时无两。”这是散文大家梁实秋对学生余光中的评价。事实上,这句话也仅概括了余先生文人的一面,他还是一位认真的学者、严格的教师、不苟的翻译家。余先生有如此多面,读懂他却很简单,因为他的人生有一个定点——中文。

童年时,“长夏的午后,吃罢绿豆汤,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,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《纲鉴易知录》,一面叹息盛衰之理,我则畅读旧小说”,是余先生最早的意趣;少年时,“四川同学家里常见线装藏书,有的可能还是珍本,不免拿来校中炫耀,乃得奇书共赏”,这是他战火中的弦歌不绝;待到入读厦大,他在近半年时间内发表了7首新诗、7篇文艺评论和两篇译文,真正开启了追寻文字的路。有一次,厦大外文系系主任李庆云教授在课间和同学座谈,让学子各言其志,大多数说想投身社会变革,只有余光中毫不犹豫地说,我要当作家。其志之坚,风起云涌的时代也不能动摇。

余先生的母亲在他30岁时去世了。他写了3首《母难日》,其中一首我最为喜欢:“今生今世/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/一次,在我生命的开始/一次,在你生命的告终/第一次,我不会记得,是听你说的/第二次,你不会晓得,我说也没用/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/有无穷无尽的笑声/一遍一遍又一遍/回荡了整整三十年/你,都晓得,我,都记得。”后来,余先生把《母难日》刻在了母亲的墓碑上。我曾在大学中文系演讲时感慨,大家不要看不起中文系,也许你们不能给你们母亲买大房子,但是你们可以写一首诗,刻在母亲的墓碑上。

英国人说,我们宁愿失去印度,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;我们中国人说,“屈平词赋悬日月,楚王台榭空山丘”。文学大师是一个民族的灵魂,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。在余先生看来,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,美丽的中文不老,向心力就必然常在,一个方块字就是一个天地,汉族的心灵,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。我曾陪他进过寺庙、访过道观、入过教堂。他神态庄重,却从不行礼朝拜,因为它们都并非他的信仰。他唯一的信仰是中文,唯一的宗教情怀就是把中文写好,让大家热爱中文,通过富有生命的文字体验中华文化精华。

余先生很喜欢李白,写过很多关于李白的诗篇。很多大学生喜欢他的《寻李白》——“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了月光/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/绣口一吐,就半个盛唐。”熟读之余,他们会想象,未曾谋面的余先生一定是位胡子很多、身材高大的侠客。听演讲时一见,余先生个子不高,打扮很随便,好像也没什么侠气,他们就有点失望。余先生对此回答,我是把精神都放在了写作上。余先生生活很有规律:上课、回家、写作,每天在灯下“用创作与永恒拔河”。他的确是把精神都放在写作里头去了。

几年前,余先生来厦门做主题演讲。演讲之余尚有空闲,我问他,有人想花钱请您去演讲,去不去?他说,不去。我又问,厦门周边开发了新旅游点,景色很美,空气很好,要不要去?他说,不去。我疑惑,哪里都不去,您待在房间里要干什么?他拿出一大沓纸说,你看,我有这么多作业要改。他开了一门翻译课,有几十名学生,那沓纸是学生交上来的翻译。每份作业他都亲自批改,用红笔圈出来,这个字句措词不太妥当,应该怎么改,一笔一笔地改。他说,回台后很忙,正好利用这点空闲。教学也好,写作也好,演讲也好,签名售书也好,他都是为了把好的中文传承下去。 

“这世界,我来时收到她两件礼物,一件是肉身,一件是语文。走时这两件都要还她。一件已被我用坏,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。另一件我越用越好,还她时比领来时更新更活。纵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,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,被她欣然认作自己的孩子。”年岁渐长,肉身衰朽,眼花耳背,手也会抖了,脚也走不动了,但是中文在他的手里变得更好,更加活泼多姿了,这样他的使命便完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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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,余光中带徐学(左)到高雄中山大学外文所顶楼看对岸。

“再也听不到‘余光中,徐学来电话了’”

当我死时,葬我,在长江与黄河

之间,枕我的头颅,白发盖着黑土

在中国,最美最母亲的国度

我便坦然睡去,睡整张大陆

听两侧,安魂曲起自长江,黄河

两管永生的音乐,滔滔,朝东

——节选自余光中《当我死时》

余先生走后,我向他女儿问询后事,得知将于2017年12月29日在高雄举行公祭,之后他将葬于台北淡水的光之殿堂。我本已购了机票去参加,临时却有事不能前往,只能托(黄)维樑兄带一封亲笔信给师母。我因公祭缺席甚是不安,心潮翻滚,都是20多年来余先生对我的关心和指教。

2016年底,我去高雄开会,中途跑去余先生家,找他聊天。那时他摔倒后刚出院不久。但分别时,他还是一直把我送到了电梯口。我站在电梯内,让他赶紧回去,他笑着摆手,一直目送我,直到电梯门完全关闭。我并不曾想到,那是我和余先生的最后一面。

对亲人、友人来说,余先生去得意外而匆忙。我有时想,对于余先生自己而言,也是匆匆而别,多有牵挂吧。至少“咪咪”,他应该是放不下的。

“咪咪”是余先生的夫人、远房的表妹,名叫范我存。“咪咪”是小名,余先生在诗文里会把“咪咪”写成“宓宓”。两人少小相识,一起走过童年的江南、少年的重庆,经历过东奔西走的逃难,有过炙热的相爱和隽永的相伴。携手了半个世纪,在余先生眼里,“咪咪”仍是心底最初的那个“玉人”,是每次诵起《乡愁》时,都会指向的“新娘”。

在他们结婚35周年纪念日时,余先生曾写过一首《红烛》:“三十五年前有一对红烛/曾经照耀年轻的洞房……烛啊愈烧愈短/夜啊愈熬愈长/最后的一阵黑风吹过/哪一根会先熄灭,曳着白烟/剩下另一根流着热泪/独自去抵抗四周的夜寒。”从前我给余先生打电话,大多是师母接听。我总能听到师母用川音说:“余光中,徐学来电话了。”下一次,我再拨通那几个数字时,这句话就再也听不到了。红烛只剩下了一根。

我还在网上看到了余先生最后的电视影像,是他在家中为《朗读者》录了一段视频,朗诵自己挑选的诗《民歌》。余先生很偏爱这首诗,来大陆时几乎都会朗诵。每次他都先把《民歌》朗诵一遍,第二遍时再请其他人应和。他的声音很好听,圆融通透。他大声诵道:“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/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/从青海到黄海/风!”下面齐声应道:“也听见!”他再诵:“沙!”下面再和:“也听见!”那一刻,我似乎能感受到身体内的血脉在奔腾。

但在这段最后的电视影像中,余先生再念起这首诗,声音这么的微弱,神态这么的虔诚,我仿佛听见了天鹅之死前最后的绝响。他还颤巍巍写下:“谨以《民歌》一诗献给中华民族:我的同胞。”我想,这大概亦是他最后的牵挂。

我总觉得,余先生走的那一天,应该要下雨。因为他生活的地方,江南、重庆、台北,都是多雨的地方——雾重庆,杏花烟雨江南,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。雨落时,他会想起乱叫的蛙、湿了的鞋、小时候走过的桥。他又想听雨,又近乡情怯,因为童年的故乡和故乡的童年,都已经回不去了。所以那一天最好是下雨吧,雨水从屋檐落到江海,送他回到故乡。(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环视听工作室 郑心仪 采访整理)



责编:宗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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