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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黛云:革故鼎新心在野,转识成智觉有情

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  

2018-01-05 20: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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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访乐黛云先生那天,格外冷。

北大校园里行人稀少,及至她所居的朗润园,更显僻静。唯有树枝被大风刮得簌簌作响,将这座著名的小楼掩进树影中。

乐黛云居住的朗润园13号楼,当年曾是季羡林先生的家

古旧的楼前,一条簇新的砖红色小道十分醒目,从一楼中间的窗下延伸出来。同行的商务印书馆文史室主任陈洁女士告诉我,这就是乐先生家。

2017年初,乐黛云不小心摔了一跤,出入楼道多不便,她的学生们就专门修了这条便道。

门前的砖红色小道

从便道进门,乐先生已经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,当即跟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,神采奕奕,笑容明亮。若不是早有耳闻,根本看不出她曾受过伤。常来探望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晓萍说,前几次拜访时,乐老还有一点儿虚弱。幸而,如今看来康复得极好。

一落座,乐先生就拿出几页纸给我们看。这是一本尚未出版的书籍的目录,首页上印着:《建构人类精神文明共同体·乐黛云文选》。“贵州人民出版社想要出一套书,我的书是第一本,”她随即开了一个豁达的玩笑:“恐怕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本书了。”谈及生死,毫不介怀。

贵州,那是她的故乡。

我是头一次来,难免好奇地四处打量。房间陈设素淡,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沙发对面的一架古琴。早就听说乐先生近来喜欢上了弹琴,看来不虚。琴上架着手抄的曲谱,是一段《梅花三弄》。琴后的柜子上,散放着汤一介先生的著作和照片。我不禁脑补出乐先生独坐在这里弹琴的画面,弹得累了,目光只需从曲谱上稍稍移开,便能看见照片上的汤先生在朝她微笑,一直默默陪伴着、聆听着这琴声。心下不由一阵唏嘘。

乐先生精神很健旺,不像87岁。年龄并没有磨灭她对时代的关注和思想的活力。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,对新事物、新领域永远都是敞开心怀。聊着聊着,话题很快就转到她最关心的《跨文化对话》丛刊了。这份中法合作的杂志,创办于1998年,如今已经出了37辑,由乐先生和法国著名学者李比雄担任主编。2016年,杂志的出版事宜移交到了商务印书馆。这不,董教授她们两位刚来不久,就讨论起工作来了。

跨文化研究事业,正是乐先生晚年的精神所寄。

今天提到“跨文化”,人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,任何一个清醒的、热爱自身文化的人,都是在比较、对话的基础上来审视自身文明的。每个人都意识到: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不仅仅是一个倡议,而是必定发生的、我们不可选择的未来。但是,共同的空间并不天然构成共同体,只有建立共识才能成为共同体——而在这个过程中,跨文化思想和方法论是最重要的路径。

是的,今天认识这一切都很容易。

难得的是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、并推动这一切发展的魄力。

对于乐黛云先生来说,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“拓荒者”,从文学拓宽到文化,似乎顺理成章。

当年迷上比较文学时,她就觉得,这是一门“可以打倒文化殖民”的学科;她也清醒地明白,中国的比较文学和西方是不一样的。她从未用单纯的学术眼光来看待它。

在一次采访中,她曾这样说:

“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,属于学院派;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。无论是‘五四’时期,还是80年代,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的。但‘五四’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,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,像吴宓、陈寅恪、汤用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钟书、宗白华、朱光潜等,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,应该向西方索取什么,而不是‘跟着走’、‘照着走’。”

后来,学科的生态渐渐发生了变化。新生代的研究者,外文底子通常都很好,国学基础却弱了不少。而在她看来,作为一个中国学者,不管做什么学问,首先都要有扎实的中国文化作为根基。

有一回,在一套关于世界文明的丛书的研讨会上,她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:“好话我就不多说了,大家刚才都说过了。我就想说一点,你们有些是从海外回来的作者,这些书还缺少根,缺少魂!”

这记“当头棒喝”,一些学者至今记忆犹新。

了解了这些,就不难明白乐黛云先生的“转向”。“比较文学只有文学,而且这一学科在中国的根子并不牢靠,”她越来越觉得,这是不够的,视野应该放得更大。

在她身上,开拓的热情似乎永远不会止歇。年届半百,许多人恐怕已经在等着退休了,她却选择以比较文学这门新学科为“毕生志业”;到快满70岁了,觉得文学太局限了,又来创办杂志。

很多人都觉得是“瞎折腾”。乐先生偏偏就爱“折腾”。回首往事,她自嘲当年“一无基础,二无条件”,汤先生还送她一首打油诗,开玩笑地说她是“摸爬滚打四不像,翻江倒海野狐禅”。

然而,事情就这样“折腾”成了。就像这首诗的后两句写的,“革故鼎新心在野,转识成智觉有情”——乐先生心里,一直有一片待开拓的荒野。

大学时代的乐黛云

很多人都以为,乐黛云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,来自于汤家的熏陶。曾有人开玩笑说,乐黛云是嫁入了“学术豪门”。

她自己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,受到当英文教授的父亲影响,她从小对西方文学感兴趣,“反而没读过多少中国的书”。

报考北大的时候,她填的是英语系,因为阅卷的沈从文先生欣赏她的作文,才转到了中文系。不过,回忆往事,她说自己当年“其实还是喜欢外语系”的,“可是那时候虚荣心就觉得,沈从文都亲自来问你了,你还不去?”

即便进入中文系以后,她学的也是现代文学,离“传统”依然很遥远。“汤老先生就骂过我好几次,说你还是中文系的呢,连这个都不知道!可是那时候中文系也没教呀……”说起来,乐先生至今还有点“小委屈”。

我好奇地问她,是从什么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传统文化基因,是不是认识汤一介先生以后。她却笑着摇摇头:“汤家当然也有一些影响。不过,最初的兴趣,从我念高中的时候就有了。”

“当时西学正盛,我也一度看不起中国的文学和文化。后来,我父亲觉得我对《西厢记》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这些一问三不知,太不像话,就让我多读。我慢慢也喜欢起来,高中的时候痴迷《红楼梦》,读了好多遍……”她说,“我开始觉得,中国(文学和文化)不是比不上西方,它们只是不一样。”

大概,正是少年时期的体悟,奠定了后来的一切。

无论人生的道路如何百转千回,最终还是指向了那个命定的方向。

临走前,正巧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也来探望。他是汤一介先生的忘年交,感情深厚,同时,也是《跨文化对话》的副主编。乐先生指着他,眉飞色舞:“这是年轻人里面我最崇拜的一个。”开心得像个小孩。

那一刻,我深深感受到她身上那份天真。正是这种天真的性情,曾让汤先生欣赏爱慕,也正是这种天真,让她遭遇了人生中的大磨难,却又凭此安然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。如今,穿越80多年的时光,依然在她身上煜煜生辉。(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人物工作室 周飞亚)

责编:封阳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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